作为社会责任的学术：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
——兼答“费孝通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？”
作者：邱泽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报
2015年4月24日，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。
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.77%；经济总量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。先生一辈子为之努力的愿景，正在逐步成为现实。
然而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，伴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各种科研规划、学术发表的快速增长，却似乎陷入了内在迷茫：学术发表成了没有社会追求的目标；在国外学术刊物的发表甚至成了最高褒奖；适应国外学术界的问题也成为了提高学术地位的捷径；与此同时，一些人（尤其是外国学者）顺理成章地认为，中国的社会科学依然处于引进消化阶段；中国学术前辈的研究精神渐被淡忘。
在此背景下，有人居高临下地直问，“费孝通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？”特别是“费孝通晚年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？”
思考“发展”所面临的问题
是费孝通晚年的核心社会关怀
如果把先生仅仅放在学者的小圈子里，我理解提问者的意思，是指在社会学或人类学领域，他构建过什么模型？提出过什么理论或命题？但是，若把先生放在中国社会、放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，先生之于学术的贡献，远不是理论、命题、模型那么简单。
要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，尤其是他晚年的学术贡献，首先要理解，每个国家的每个时期，学者的学术活动都有要面对的特殊问题，在不同的时期，还有不同的痛点。
事实上，我从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和背景可以深切体会到，在经历了 “文革”之后，20世纪后半叶，中国社会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“发展”。思考“发展”所面临的各种问题，便成为了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核心社会关怀。
为了发展，政府运用“送出去、请进来”的策略，把中国需要的科技与教育人才请进来；同时，把优秀的人才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、科研机构去学习，希望他们学成后回到祖国来建设自己的国家。当然，这些人并不是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。近代以来，中国政府就没有停止过向外派遣留学生，费先生也是公派留学生。1935年他通过清华大学的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被选送赴英国留学。
1938年，先生完成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史上里程碑式的博士学位论文《江村经济》。那时，国内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有一年多，先生可以留在国外，可他没有犹豫，回到祖国，回到了没有校园的大学，先后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执教，并创办了研究中国社会的工作站：魁阁。
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，学术永远没有离开社会的追求。先生和许许多多的学者把中国的发展作为科技与教育的目的、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，就像先生自己说的那样，“志在富民”，直接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。
用社会责任感
把学术活动融入社会发展之中
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发展，学者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三个境界，一个境界为“技”、一个境界为“德”、一个境界为“道”。对有现代科学训练的人而言，“技”的境界相对容易达到，达到“德”的境界难于“技”，而“道”则是更高境界。
“技”在于提供一个学科的理论、方法、技术，相当于一个学科的“砖瓦”构件。就社会学而言，学者的贡献在于为人们理解社会提供视角、方法、技术，有贡献的学者，是学科发展的砖瓦制作匠。在这个层次，从先生早年转向本土研究的“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里程碑”到晚年的社会科学“类型比较”、“适宜发展”等，不仅有贡献，而且是基础性的贡献。只是先生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追求仅仅定位在这一境界。
“德”则在于提供学术在学术界的责任范畴，把“技”的意义，推广到学科建设之外。就社会学而言，学者的贡献不仅要建构理论、方法，也要为其他人群提供可兹借鉴的思想和方法。先生一辈子，经历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制度。在复杂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甚至战争环境下，和同行一起，不仅守住了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等学科，更让这些学科的成果变成了有志之士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，他晚年的《行行重行行》突破了《江村经济》、《生育制度》、《乡土中国》的学院气息，把学术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学术活动的一部分，为中国谋求发展而做稻粱谋。
“道”则更在于把学术活动变成学者的社会责任。学术，不仅在于用“技”为学术群体谋理论、工具、发展，也不仅在于用“德”让学术活动产生学科溢出效应，为其他社会领域发展作贡献，更在于用学者的社会责任感，把学术活动融入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中，为人类社会作贡献。
如果当初先生在战火中回国是为了中国的民族存亡，那么，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社会代言、在70岁以后仍坚持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调查研究，为的则是一份学者的社会责任，是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学者的社会责任，让学术履行社会责任。这应该就是学者学术活动的“道”吧。
先生一辈子的学术努力让我们看到，他融入其中的学术活动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在一起。学术活动如果不承担学者的社会责任，就远离了“道”；学术活动如果不解决学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，就远离了“德”；学术活动如果不解决本分和自律问题，就远离了“技”；学术必须与学者生活的社会、国家的发展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如果说经济发展通过引进技术、装备可以实现，那么，当代中国的学术，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学习、引进“技”的部分是必须的，可要达到“德”、“道”的境界，则需要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基础，需要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，更需要面对国家发展的要求。
在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中，学者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，也让学术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，而不只是满足于构建模型、命题、理论，用“道”鞭策自己，用“德”约束自己，用“技”激励自己，让“技”为“德”，“德”为“道”。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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